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05)_李剑农

一〇五

　　六、进步党派

　　进步党本是君宪党的化身；但自清室颠覆后，颇知道已经推入溷厕的偶像，不能再令人崇拜，若要创造一种新偶像，不是仓猝间所能成功的，故在此时恢复帝制，他们决不赞成。加以他们受了袁氏的玩弄，大部分和国民党人同样的变为政治上失业者；就是没有失业的，也不过是站在北洋官僚派的门下，分些残羹冷饭罢了，所以他们此时反袁的心理，已和国民党没有两样。并且他们也知道帝制问题一经发生，现状是决不能再维持下去的了；他们不加入反袁运动，国民党的人士也是要动的；倘若国民党单独行动竟告成功，岂不和辛亥革命后一样，他们又要受排斥。

　　（试看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云：“……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指袁]则既耄矣，路易十五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者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指国民党]。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儽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脐何及？……”）

　　所以筹安会发生不久，梁启超就毅然决然倡反对，发表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

　　（此文未发表前，袁氏已闻知，派人贿梁二十万元，令勿发表，梁不受，继又派人以恐吓手段对梁，梁亦不屈，稿成后，并先以稿示袁，袁无如何。见梁著《国体战争躬历谈》。）

　　梁自民元归国后，从没有发表过反袁的议论；此文一出，颇振动各方的耳目，大家知道进步党的领首人物，也是立在反帝制的一方面了。

　　进步党人加入反帝制的方面，对于反帝制的运动，发生很大影响：甲、进步党的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如冯、段、徐等）益趋于消极。乙、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的活动，使多数惰性的国民，也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无故捣乱了。丙、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联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中华革命党）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战线。

　　上面所说，是国内反袁的情形，至于外交上的形势，也和民国二三年大不相同。癸丑赣宁之役，袁氏所以战胜民党的，全在帝国主义者的大借款。而当时帝国主义团中握东方外交上牛耳的英国，尤特别袒助袁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氏的顾问莫礼逊（原为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想利用袁氏作英帝国的工具，所以特别和袁氏要好，袁氏特别得了他们的助力。

　　欧战发生后，外交形势大变，西方的帝国主义团都卷入战争的漩涡，不暇顾及东方，日本成了东方的霸主。假使中国发生变乱，日本乘机取利，英俄诸国既不能制止日本，又不敢得罪日本，眼睁睁望着日本把中国的利益囊括而去，英俄等无可如何。所以当帝制问题发生时，英俄等国皆表示反对态度；而日本当局非正式的言论和报纸上的论调却不反对，并且表示一种“举欣欣然有喜色”的样子。及帝制运动的进行到了不能中止的时候，日本便首先发难，提出警告来了。英、法、意、俄也不能不附和日本，相继提出警告。警告的形式虽同，警告的精神，则日本与英、俄等国各别。

　　英俄等国此时唯一的希望，在中国勿发生变乱；帝制能停止进行固好，不能停止，则务使反对派不能有为，故一面顺着日本提出警告，一面暗中尽力帮助袁氏，妨碍反对派的行动。日本当局，初分两派：一为外务省派，一为陆军省派；前者主倒袁，后者主助袁。（此据吉野作造《第三革命后之支那》所言。一说陆军省派主倒袁，外务省派主助袁，未知孰是。但起初两派意见不同则为事实。）所以分为两派的原因，就是起初对于袁派和反袁派的力量观察，未能十分明了。倘若袁氏称帝竟能成功，则助袁为有利于日本；若终不成功，则助袁徒增长中国国民之恶感。故当最初提出警告时，日政府的方针并未十分决定，所决定的就只有对于帝制的进行必须加以干涉；干涉的用意，一方面是向袁氏埋伏榨取权利的伏线，一方面是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时机的进展。及见反帝制势力蔓延日广，便又提出第二次的警告（第一次警告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英、法、意、俄仍旧不能不附和。

　　此时袁氏才明白他所恃为外援的英使朱尔典和莫礼逊，都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了，于是决心向日本送礼。派周自齐赴日本补贺日皇加冕之议，虽在五年一月初旬才公表，但双方的接洽定议实在四年十二月后期。不料个中秘密临时败露，惹起英俄等国的嫉妒，英俄等才放弃暗中助袁的行动。日本因秘密漏泄，恐增长中国国民的反感，而帝制成功的希望很少，又日益明白，于是几决计倒袁，对于已经答应接待的送礼特使周自齐于临行时宣告挡驾。

　　袁氏卖国的外交于是全然失败，帝制的成功遂以无望。

　　（关于派遣周自齐赴日补贺日皇加冕事，张一麟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兹特附录于此：

　　“……初，政事堂参议伍朝枢往谒某使，某使甚不赞成[不赞成帝制也]，其说帖余亲见之。其后某使忽觐见，蔡庭斡任传译，是日问答笔记，无一词反对，与伍君前件如出两人。盖某使已闻某要人言，日本业已赞成，某国如不然，恐在中国商务，某国必受损。于是阳为赞成，而阴调中日间之秘事。以电与上海某国领事，谓此次中国特派周某为大使，而日将以亲王之礼相待，其中必有原因，如能查得实据者，则使馆预备数十万之外交秘密费，专办此事。某领事乃访寓沪之某巨公，托其设法。某巨公曰：可。适是时袁氏有同姓子在沪，其人固随其父出入，而习知公府路径，凡内外尉及女使婢媪，然自幼稔之者也。得某巨公之巨额费用，入京访内差句某，某之母为袁氏旧媪，司内室晒扫虎子之役，他人所不能入，独媪能之。

　　某乃因其母配一钥匙，伺项城去，开其密室中之屉，取而致之某国使馆，遗工照入摄影，而以原物返其故所，绝无人知。其使乃以所摄转与某使，某使电致纽约报略宣布之。此报章传至日本，大隈首相乃召华使面斥之曰：余固知汝中国人不能共事，此事先与尔约，除我与尔及项城外，不许第四人知，今何如矣。华使逢彼之怒，而不知所由，至今茫然也。未几而日政府致电外部：敝国因有未便，贵国大使可勿来云云。是时，熊君希龄以湘西赈事来京，谒某要人，问帝政可能否？某曰：专使不去，殆绝望矣。阅者诸君，不记句克明被捕之事耶[即盗公文书者]。未几而顾问某国人某君日唱帝制不成之语。是帝制之失败，亦某使为之也。……”按张一麟曾宦于袁氏，袁氏之取消帝制令，由张起草。张自言：自筹安会初设至帝制取消，逐日有日记，因中多牵涉当代人物，故不宣布，此处所记，于国名、人名亦多以某字代之，然读者当能默揣而得之也。）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