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01)_李剑农

一〇一

　　袁氏被载沣放逐后，杨虽不曾同时被摈，但在那种排汉潮流的当中自然不能得志。辛亥革命事起，袁世凯出山，杨的活动机会到了；当时在北方的所谓“国事匡济会”，便是以他和汪精卫为中坚人物；清帝退位，孙、袁总统位置的授受，他和汪便是当时重要的牵线人物。杨度若真正看到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为什么不在此时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为推翻君位的内幕人物？他的解说，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缝的余地，非另造君统不可。但是二十世纪的新君统，是不容易创造的；杨若果有创造新君统的远识，应该如梁启超所指示的，必使“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乃当“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催之……”

　　杨的见识，到底不及梁启超远了（上所引梁启超语，见梁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杨于筹安会成立后，发表他的《君宪救国论》，大意是说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原故，我们想要立宪，须把世袭的皇冠和袁氏交换，单止一个总统位置是不够换取宪法的。这种理论，谁能相信？所以梁启超诘问他说：“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其实杨氏所持的理论，都是饰词；他的潜意识，就是急于接近政权。

　　辛亥革命以来，他替袁氏出力不少，终不能与梁士诒辈并驾齐驱，分尝鼎之一脔。熊希龄组阁时，想取得一个交通总长的位置，都不能达目的；因窥得袁氏父子的隐衷，极力和袁克定要好，想替袁家制造一个世袭皇冠，庶几袁帝国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可以取得。所以筹安会的出现，可以说是袁氏借重杨氏，也可以说是杨氏借重袁氏，（天津某报所发表之《北洋军阀小史》谓：袁世凯当帝制议起时，绝无表示，凡有向袁氏说者，皆大受申斥，袁之动心，由于说客某之进言曰：“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亦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公不早定计，其如诸将何？”袁聆之默然，盖已心许之矣。此所谓“说客某”者，或谓即指杨度，但今无从证实。）一个要皇冠，一个要开国的总理。谁知袁的皇冠戴不成，杨的内阁总理也终于徒托梦想。

　　筹安会本定八月二一日开成立大会，后来恐怕开会时被人捣乱，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说：“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忙，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长，严、刘、李、胡皆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随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请派代表到京，并寄与古德诺论文、入会愿书及投票纸，请各员书明赞否，并代募会员。

　　此时袁氏的声调，渐渐变了；有问以对于筹安会的行动应否干涉的，他答说：“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愿，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予固无嫌疑之可虑。惟予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为人情所应有。予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强加干涉乎？”又说：“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及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则答以“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

　　肃政使以全体名义呈请取消筹安会，袁但饬令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动，为之酌定范围。……”于是大家明白筹安会的来由了。以后有人向肃政厅、检察厅或内务部禀请封禁筹安会或提起公诉的，都无批答的下文；筹安会所，和杨、孙的私宅，并且有握枪的军警替他们守门。各省文武官员对于该会的函电，因此无不赞成，纷纷派代表入京。到九月中，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说：“本会原拟候各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所以筹安会，号称以研究学理是非、讨论事实利害为范围，实际上并不曾开过一次会。所谓“研究”，所谓“讨论”，都是他们自己骗自己的话。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后的第一幕。

　　筹安会的初意，欲俟该会各省代表到齐，会议决定后，便呈请实行。但该会不是法定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于是改变方针，由该会各省的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由该院呈请实行。但参政院在九月一日便要开会了，而该会各省的代表未能立即到京。于是不等各省代表到齐，便运用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代为起草，以便参政院开院时呈进。这是不待第一幕完功，便预备第二幕的开演。

　　到九月一日参政院开院后，投递请愿书的便陆续不断，如雪片飞来。六日，该院开谈话会，袁氏派杨士琦到院宣言，大旨说：“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之民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他的意思，是怕参政院径行议决呈请实行，要他们经过“诉诸民意”的手续。参政院中有人说依照立法院职权，不能收受此种国体请愿事件。讨论结果，于九月二十日议决：“请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改决；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

　　（新约法曾规定民国宪法，应由参政院推定起草员十人起草，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国民会议复决；故约法会议曾经议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于四年三月十二日公布；六月，参政院且已举定宪法起草员十人，梁启超亦宪法起草员之一，旋因帝制之议发生，宪法起草之议无形消灭。此所谓“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者，欲依三月十二日所公布之《国民会议组织法》而行事也。又恐依此组织法进行尚太麻烦，故又以“另筹妥善办法”为言，其意盖重在后者。）

　　议决后，连同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这是参政院第一次的建议。袁氏于二十五日咨复，采用提前召集国民会议办法。但帝制派的急色儿，总觉得国民会议的手续太繁重，于是有由梁士诒主使所组织的“请愿联合会”，把以前成立的请愿团体并新组的请愿团体一齐联合起来，再向参议院请愿，说该院前次的议决不应该并列两种办法，使政府难以应付；且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关，不能代决国体问题，应请该院立即议定召集征求民意机关的办法。参政院接到此项请愿，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会讨论，参政梁士诒、孙毓筠等主张依请愿团的办法，即由该院议决一种《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十月二日咨请政府公布施行。这是参议院第二次的建议。袁氏即于十月八日将此项组织法公布。此为公开运动后的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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