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98)_李剑农

九八

　　四、内阁的瓦解

　　熊内阁成立不久，便有两件受北洋军阀官僚压迫的事情：

　　（一）对于湖南（熊为湖南人），熊不主派北洋军队去驻防，他决意将蔡锷由滇调湘（蔡为湘人），因为蔡也想离去滇境，归任湘事，并且已得袁的同意（只是表面上的同意，与同意王芝祥督直无异），湘人都很希望；但是段祺瑞、段芝贵定要派兵去；段祺瑞在国务院与熊力争，说熊不主派兵是姑息。段芝贵向熊说，湖南非大加清理，将有蕴乱长奸之惧，并说：“我辈已经打扫一次（指赣宁之役），若更要我打扫第二次，我们有点不高兴了。”两段虽然没有彰明昭著在地反对蔡锷任湘督，意思是要把湖南放在北洋军队控制之下，把该省原有的军队消灭。后来蔡锷督湘之说，同于王芝祥督直；蔡离滇后，闲废北京，湘人被汤芗铭挟北洋军队的威力蹂躏两年多。这是熊被压迫的一件事。

　　（二）对于财政，熊的挪扯手段不如梁士诒，因为梁有交通银行在手里，挟有交通系的势力，而熊则妙手空空；陆军部和各省督军请发军费之文电，如雪片飞来；熊要向交通部挪移，交通部故意和他作难，说交通银行垫款过多，不肯再垫付了。“人若无钱，又瘦又黑”，熊在登台不久时，已到了瘦而又黑的地步了。但此时尚有一个在国会的进步党，替他叫好；他也还在那里尽力扮演，和梁启超等计划大政方针，预备向国会宣布。他们大政方针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省制的改革，意在废省，以固中央，谋国家统一。

　　但是袁世凯的统一理想方法根本与他们不同，暗笑他们的计划只是一种书生的空想，但却也不说破，不过说问题太大，须召集一种地方长官的代表委员会议方能决定；熊也以为然，因此便有所谓行政会议组织的电令。这个电令发布的时候，就是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时候，袁世凯要用这个行政会议作特别工具了。国会既毁，便把所召集的行政会议改组为“政治会议”，其中人物有所谓政界元老由总统府、国务院各部派遣的，有各省及各特别区长官派遣的代表，以李经羲为议长，于十二月十五日开会。于是第一流内阁的大政方针只得拿到政治会议去宣布。但是政治会议是袁氏的特别工具，不是内阁的拥护者，那些各省的代表先生们听说要废省，正触犯他们所忌，于是对于他们的大政方针就首先反对，熊总理在会议席上受种种揶揄而退。不久，到了年底，向熊要钱的人又“纷至沓来”了；从前恭维第一流人才的总统府要人，现在对于他们表示十分的厌倦，总统也说“内阁办事太迟缓”了。

　　到民国三年二月，熊内阁替袁氏将所有停止国会、停止省议会、停办各地方自治、特设造法机关种种的命令副署发表后，渐知道所谓总统制将要出现，内阁虽是“第一流”的，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三人连翩去职，这便是第一流内阁的末路。平心而论，熊、梁等未尝不抱着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第一想引导北洋军阀势力渐入宪政的轨道，第二想把中国的地方制度加以根本的改革。但是袁世凯自有他自己的轨道，第一就是独揽大权，第二就是利用部属升官发财的心理，以各省长官地位为饵，既可以镇压各方的反抗，维持一己的地位，又可以得部属的欢心，所以连废省的计划都不能容纳他们的。

　　唐绍仪和袁世凯有二十年的交情，因为袁不肯循宪政的轨道，甘愿牺牲个人的交情，和袁破裂；熊、梁等在戊戌政变时就是被袁所卖的人，与袁本不同臭味；到十一月四日袁要施行“苦迭打”时，分明是走到宪政轨道以外去了，纵令国会的组织如何不良，既以引导袁氏上宪政轨道为职志，对于袁氏此种行为应该有一点觉悟了。为何还是将顺他，和他一同跑到轨道外去呢？可见立宪党名流的短视病，还不及半同盟会员唐绍仪的明决。直等到洪宪帝制发生时，才知道袁氏是一个巨魔，把从前“非袁不可”的心理转变而为“非去袁不可”，再和革命党同行。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相差不远，总是容易走错误的道路，我们也不能专责备立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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