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8)_李剑农

六八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

　　在武昌起义前最近三年内，革命党活动见于表面的事项，比较宣统前三年为少，因为所处的境遇比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范更密，而伪立宪的招牌又足以摇动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国民心理，直到皇族内阁出现，大家才有几分觉悟。梁启超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政府诸公》的文中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则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诸公当预备立宪之冲，而前此一线之希望，复永断绝于诸公之手；故前此约以九年开国会而民安之，今兹约以九年而民哗之者，非民之靖于昔而嚣于今也，希望既绝于彼乃不得不转而向于此也。”可见，伪立宪的招牌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革命党知道这种伪立宪的呼声，足以阻碍他们的前进，所以虽在处境极困难的当中，还是拼命奋斗，以图振兴愚昧薄弱的国民精神。从宣统继立到武昌起义前，计有下列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发难于安庆；
　　二、庚戌正月初，广州新军变乱；
　　三、庚戌二月，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载沣；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

　　（此外还有温生才刺杀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发难的先声；林冠慈、陈敬岳谋刺李准是广州起事失败的余波。）

　　熊成基安庆之役，并非主自同盟会，也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独树一帜以建义者”。熊为安徽新军炮队营队官。戊申秋间，湖北和南洋（即苏、皖、赣）的新军定期会操于安徽之太湖，熊党本想乘秋操起事，恰逢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暴亡；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以为将有大变（此时外人亦有虑中国将起变乱者）。各省督抚都异常防范，查拿革命党愈严。熊恐被查觉，便于十一月十九日（西太后死后第四日），率安庆城外的炮队营联合马队兵起事。此时皖抚为朱家宝，原来防范很严，闻变，闭城严守，又分电秋操军队和长江水师来援。熊因攻城不下，而敌之援军四集，退去庐州，溃散。（熊成基后至哈尔滨谋刺载涛被捕，在吉林遇害。）

　　此役虽非发于同盟会，然可见革命思想在各新军中已到处潜伏，使一般清吏昼夜悬心吊胆，其影响亦不小。但自熊成基失败以后，在宣统元年的一年中，革命党毫无动作，所以梁启超有前面所举“如汤沃雪”的乐观话。原来革命党中心机关同盟会的干部，自镇南关河口几次失败以后，中山西去，黄兴、胡汉民或困守南洋，或秘伏香港，物资缺乏，惩前此之失不欲轻举，想培养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基础再动手。汪精卫则自丁未以来便怀一种用短兵突击（暗杀）的计划，而屡为黄、胡等所反对。

　　己酉（宣统元年）的一年间，黄、胡等大约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其目的在培养基础于广州之新军，汪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庚戌一二两月内，广州新军闹的乱子和汪、黄在北京的被捕，都是先一年酝酿而来的。此一年内，汪、胡间常有书札往来辩论。胡以为：“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盖此使吾敌之魔力反涨，国民愈生迷梦。”汪则以为：“伪立宪之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国人将愈信立宪足以弭革命之风潮……愈坚其信仰立宪之志。……吾党若无直接激烈行动，其结果必出于此。……若谓零星散碎之革命军，足伤吾党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见汪精卫与胡汉民书，载汪之文选内）

　　中山、黄兴和其他同志都反对汪的主张。汪、胡间虽有书札往还，而汪对于其他同志的电招，连回信都没有，因此便有反革命派的人从中挑拨，说汪与中山有隙，将分道扬镳了，并且藉故攻击中山。岂知汪所以不回答他们之电信，是不愿向同志说假话，又不愿意使暗杀的密谋被多人知道，恐怕容易泄漏的原故。及到北京事发，胡汉民方把汪的几封来信发布。汪和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府，机关败露，被捕，审讯时，汪的供词洋洋数千言，清廷不敢发表一字，恐怕激动国人的耳目。汪、黄的罪刑原定处死，后来载沣听信几个老成人的话，想藉此博宽大之名，并以缓和党人的心理，才定为无期徒刑；但是革命党人并不感谢他。

　　此次汪的计划固未成功，而黄、胡等所经营的广州新军计划，尤先汪案而失败。广州新军本已运动成熟，拟于庚戌正月某日发动，不料在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因为新军中有兵士数人，以细故与巡警冲突，便激起一个大风潮来，不能遏止；革命党员倪映典于庚戌正月二日仓卒入营指挥，率领新军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支冈为敌截击；倪映典中弹而死，余众犹奋勇对敌，卒以众寡不敌溃败。费了一年多工夫的经营，竟如此“昙花一现”而散，真使他们短气。此时中山由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耗，因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槟榔屿，电邀胡汉民、黄兴、赵声等往商卷土重来的计划。当时磋商情形，依中山自述如下：

　　……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可见革命党当时的苦况。）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即赵声之别号）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即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救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回香港与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动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举。

　　观此我们可知道辛亥三月震动全国耳目的广州之役，是革命党从艰难困苦到极点的境遇中振拔起来的，而亦卒归于失败。此次计划的大方针，原定“以新军为主干。但鉴于从前运动军队或民军，难于择一发难，乃抉择同志五百人为选锋，任发难之责，以领导军队及民军，盖将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之也。广州一得，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以黄于湖南曾办华兴会，党羽甚多；赵曾任南京新军统领，与新军感情甚洽。）

　　这种方针，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决定的。决定后，赵声即回香港，保存广州新军团体。黄兴于十二月中旬、胡汉民于辛亥正月中旬先后返香港，长江各省及闽桂日本各同志也有到的，便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分担职务，举黄兴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下分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由赵声、胡汉民、姚雨平、胡毅、李海云、陈炯明、洪承点、罗炽扬等分别执掌。又鉴于累次的失败，大概由于“机关”部分被破，牵连全局，因议定各事由各主任人负责，各部之事不相问，亦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继续在广州秘密分设的机关约有三十几处，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长江各省的秘密约束有了相当的成熟；广州方面的新军、防营、警察、民军、本党的选锋队，都有了相当准备；本有最大限度的成功希望。

　　其失败原因：一、由于新军的军械，因前次新军变乱的原故，被政府收去，只能由本党接济少数的军械；二、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被南洋的反对党知道，传达粤督张鸣岐，张已预先防备；三、由于温生才刺杀孚琦，促起广州当局的严密警戒与搜查，此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发难的时期初定于三月十五日，本党选锋队（以五百人不够）定为八百人，分为十路：黄兴率百人攻督署；赵声率百人攻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率百人攻督练公所；陈炯明等率百人防截旗界，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黄侠毅等率百人攻警署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等率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延新军入；以外还有五十人一队的四队，分攻他所。因为等候军械延迟到三月二十日夜，而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已把他们的秘密探出。又因是月十日，温生才刺杀孚琦，城中戒严；一面调防营布防，一面下令搜索。

　　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入广州，二十六、二十七日，广州的机关和党人，已有被破坏捕获的。城内风声鹤唳，党中因有人提议延期，命各部已到选锋队退出，未到者暂勿来；黄兴欲以一死拼李准（因筹款与集合人才不易，且恐失南洋同志之信用故也），卒以众议决定下展期命令。至二十八、二十九日，忽有人谓，粤督调来之防营即本党之同志，事尚可为，复下命令定二十九日午后十二点钟举事。至二十九日午，黄兴住所附近之机关又有被破获者，众恐搜索至本处，将所谋全归无效，纷请即发；朱执信至谓，若不发即自杀；因于本日午后五时半，由黄兴率选锋队约百人扑攻督署；原定十路，因数次命令变更，或已退出而未能集合，或再集合而尚未到省，临时变更计划，与黄同时发动的仅有四路。其中延接新军之一路又因计划变更，接济新军之少数军械未能达于新军手中，新军限于城外，束手坐观，失去一大助力。

　　黄兴所率之选锋队攻入督署，张鸣岐由署后凿孔逃往水师行台。黄率所部出署，谋分途转攻他所，至双门底，遇温带雄所率防营军队数百人。温本已与革命党人联络，并已得革党命令于五时半往攻水师行台，擒拿李准，又得李准命令入城防攻党人；温喜极，即扣留李之传命者，率队出发，欲达到水师行台始换革党白布臂章；行至双门底，黄等见他们无臂章，不知他们是同党，黄部方声洞首先向温带雄发枪，温即倒毙，彼此误会互相轰击，黄部冲散，巡防队因温死亦散。黄以孤身闯入一小店内犹于门隙中射击敌人，敌散后见自身衣上血迹模糊，始知丧去三指，辗转逃入河南，数日后始逃至香港。

　　假使没有双门底一场误会的攻击，李准和张鸣岐同在水师行台，必为温带雄的防营军队所毙或被擒获，广州必为革命军所占领；乃因防止泄漏严密过度的原故（温部不能早换臂章是恐中途遇阻，而温不以此预告统筹部，是守各部不相闻问的原则），把自己两部分的主力军队由自己全行破坏；否则广州一得，长江方面相继响应，恐怕清廷的命运延不到本年八九月了。此次的失败，牺牲最大，所谓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实则党员之被难者不止七十二人）是革命党的精华，也是国民的精华。我们试看烈士中的林觉民在此役实行后几日写给他的爱妻的遗书（林君遗书，作为附录载于本节之末，请参看），便知道他们的血是为谁而溅的了。但是此役的影响也是很大，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已深深映入国民的脑际；除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立宪党人，必待皇族内阁出现，渐至半醒外，大多数的国民大概都震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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