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51)_李剑农

五一

　　▼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

　　中山自传说：“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他所谓“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怎么样，恐怕一般人还不易知道，我们须知道在庚子以前，中山革命唯一的地盘基础，在国外是华侨，在国内是会党。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维新派的地盘基础。戊戌以前，康梁有了士大夫阶级的地盘，对于国外华侨及会党尚不过问。及至戊戌政变以后，康梁逃居海外，把固有的地盘完全失了，要想活动无所凭藉，于是非利用向不过问的地盘，即华侨和会党不可了。于是由中山历年经营所得仅有的地盘，被康梁夺取一大部分去了。这是由维新反动所生出来的结果，便是“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现在把这种侵夺地盘的事实，略略叙述几件：

　　兴中会在海外的分会，除檀香山外，以日本横滨为中心。中山自乙未失败后，常把横滨作二次活动的策源地。当时横滨会员约百余人，多属著名侨商。丙申冬，邝汝盘、冯镜如等组织一个教育华侨子弟的学校，想到中国来聘请教员，与中山商量。中山因为兴中会员都是实际活动的人，不暇从事教育，以为康梁请求变法，可算是救国的同志，并且康讲学多年，门徒很多，于是就写一封介绍信给康，叫邝汝盘持信往沪，与康面商，并且将校名定为“中西学校”。

　　邝到上海晤康后，康就荐徐勤、陈默庵、汤觉顿等往任教务，并说“中西”二字不雅，更名“大同”，替他们亲写“大同学校”四字的校牌。徐勤到了日本，时与中山会面，也相互引为同志，但是徐勤等因为占得学校的地位，常与各侨商往来，慢慢地把侨商拉到他们手里去了。戊戌八月后，康梁亡命到日本，中山以为同是为国事而失败之人，亲去见康，康以帝师自任，恐怕与革党首领往还，于将来的活动有碍，托故不见。不久，横滨就有保皇会出现，侨商的兴中会员大半跑到保皇党会里面去了；大同学校并发现“不许孙文到校”的标语了。这是保皇会在横滨侵夺革命党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那时候却不如康有为的矜持，与中山往来很密，并且表示赞成革命；中山也相信他。梁又曾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商议两党合并的办法，后来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但是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写信给康有为（此时康已赴新加坡）说：“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救解不可。”康得信大怒，立派人携款赴日促梁即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

　　梁在日本起程赴檀时，约中山共商国事，还是说两党一定合作。因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托中山作书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便作书介绍于其兄德彰及其他亲友。梁到檀后，拿介绍书去会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很受欢迎；又到茂宜岛去访德彰，德彰更优待他，并且把儿子托他带往日本去读书。梁在檀几个月，渐渐倡议组织保皇党，向各侨商说，名为保皇，实即革命。侨商因为他是中山介绍来的，也就相信他，并且捐集巨款（作后来汉口起事之用）。后来中山得知，作书责梁失信，但已无可如何了，于是檀岛的兴中会员也大半变作保皇会员了。这是保皇会在檀岛侵夺革命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认识了唐才常、林圭（号述唐）。唐才常又是谭嗣同和毕永年（长沙人）的至友，谭嗣同遇害后，唐才常异常愤恨，想乘机起事。此时毕永年已往日本，得交中山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毕与湘鄂会党首领很有往来，中山因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会党，出入湘鄂好几次。唐才常因为要与康梁商议起事的计划，也于己亥年往日本去，毕永年便介绍他去见中山，筹划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起事的办法。林圭在湖南时也与会党头目很有往来，己亥年也到了日本，在高等大同学校读书。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共不过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约莫也有一小半了，如蔡锷、吴禄贞、秦力山、戢翼翚、藜科、傅慈祥……不必列举。平心而论，毕、林、唐和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这时候对于清朝都没有什么顾惜，并且都有点厌恶了，就是梁启超也是一样的。不过厌恶的程度有深浅，而梁因康有为的关系，又受了光绪帝的知遇，就不能不站在保皇党的旗帜下面。与梁亲近一点的如唐才常、林圭、秦力山辈，也不便过于与梁立异。

　　毕永年很想把唐才常拉到中山的旗帜下面去，而康梁把唐当作他们的徐敬业。唐左右为难，经毕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归”之约，于是在己亥冬间，由唐、林率领秦力山等留学生共二十余人回国，在湘鄂长江一带谋大举。由日本出发时，梁启超、戢翼翚等在红叶馆设宴送别，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宫崎都在座。林圭于启程前，并亲往中山处作别，由中山作书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后来林圭在汉口很得容的助力）。这便是庚子七月唐才常在汉口谋起事的先声。

　　唐、林等到了上海，便在上海秘密发起一个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作运动的机关。林圭便往汉口上游招纳会党，散放富有票，毕永年也招纳会党，派往香港、广东方面去。但是唐才常所订正气会章程的序文中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的话，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话，这本是他周旋两派不得已的办法，不过太自相矛盾了。

　　毕永年因此很不以唐的办法为然，与唐力争，劝他断绝康梁的关系。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与毕相持，辩论至一昼夜，不得结果，毕大失望。不久，毕所招集派赴香港的会党头目李云彪、杨洪钧、张尧卿、李堃、师襄等，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却兴中会而投往唐的旗下。毕受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改名释悟玄，初往浙江普陀山，后又改名普航，中山谋起义于惠州时，彼又在香港活动相助，惠州之役失败后，遂入罗浮山化去）。这虽不算是保皇党夺取革命党的固有地盘，颇有两派互争地盘的样子，若就利用会党一点说，是保皇党开初第一回。假使没有百日维新的失败，便没有这回事了。

　　（对于上列各事，可参看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上述三件，都是反动期中发生的事故，后来革命党与立宪党的不相容，在此时期内已暴露着一点形迹出来了。

　　当唐才常、林圭在长江一带预备举事的时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也预备在广东方面起事。到庚子夏初，义和团的事件发生，两方面都认为是起事的最好机会，积极进行；广东方面因有闰八月惠州之役，长江方面有七月汉口和大通之役。惠州之役，革命党以寡敌众，很打了几回胜仗，因为外交方面情势中变，中山潜入内地及武器接济的计划不成功，终归失败，牺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史坚如在广州谋炸粤督德寿（与惠州之役有关），亦失败而死义。

　　长江方面，唐、林在汉口，秦力山在大通，还有安庆、新堤、常德各处的布置，本约定七月十五日各处同时起事（林圭并曾作长函托容星桥转达中山约在广东同起），因康梁汇款不到，再三展期，而大通方面，于七月十三日已被政府察觉，十五日单独举事，自然失败；汉口方面，则以候款之故，延至二十七日，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林以下同时被逮殉难者共二十人，常德、新堤、安庆各处自然同归消灭。这是利用会党，谋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此后找不到第二个徐敬业，除了在《新民丛报》上恭维光绪帝几句空话以外，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机会，也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气了。但是革命党的身价却因此抬高了一级。

　　粤督德寿对于史坚如和惠州之役发布的告示和奏折，虽然在孙文的“文”字上仍旧加上三点水作“汶”，却把孙和康梁并称，什么“无非因康、梁、孙汶各逆从中煽惑”，什么“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把广东方面的事也牵到保皇党身上去，对于康梁未免冤屈了一点，但是把“红眼睛绿眉毛”的孙，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指乙未），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这是实情。因为清廷的罪恶，现在已为多数人所公认。就是唐、林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过借旗号罢了。唐、林失败，给予青年知识阶级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从此借用“保皇”两字作旗号的人，反渐渐地减少了。这可算是由反动产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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