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5)_李剑农

一五

　　◆第二章　洪杨革命时代

　　洪杨革命军，起于鸦片战争结束后八年，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建国号曰太平天国；一八五三年，占领南京为首都；一八六四年，南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覆灭；前后共十五年。这十五年间的战争，可称为满汉两民族斗争的试验时期。在此试验的斗争期内，革命军虽然失败，但是失败于汉民族自身，汉民族的势力，却已伸张起来了。不过西方势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层，从此汉民族的政治负担，比以前更为艰巨。兹就此时代经过的重要情事，分节叙述如次。

　　▼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

　　洪杨革命军起，虽在一八五〇年，若就背景分析，当溯之于鸦片战争以前，而鸦片战争，则为其近的导线。兹列述其大概。

　　其一，为经济上的背景。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十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对于这种周期律的解释虽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生产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国民的经济生活全凭着土地的自然生产力；人口增加到了超过耕地面积和生产力所能容纳供给时，就发生多数的失业群众；结果就只有假手几个枭雄，率领一班生活无靠的群众，来实行屠杀；屠杀到了减少与耕地面积相当时，于是又归于平静。清代人口的增加数字约如下表：

　　前表中顺治、康熙两朝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有丁税，户口的报告，隐瞒者多。雍正朝定“丁随地起”之制，以丁税摊入田赋中，无田的人不要纳丁税，户口调查的方法也变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数字一跃而达一万四千余万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军暴发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约及三倍。（中间因白莲教乱，经过一次小屠杀，故嘉庆六年的人口数字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于垦田面积的增加则如何呢？约如下表：

　　观前表，垦地的面积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数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数字来，实在小得可怜。并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较前十一年，还减少了五十四万余顷。在此种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够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与人口同时增加，若无别种生活方法则日贫；贫则由借债而至于卖田以济饥，于是助成商贾富豪的兼并；渐至土地集中于少数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贫富悬隔多数群众失业的现象。若在工业生产发达的国中，没有土地的人，有多数都会的大工厂可容纳。我国在道咸以前，既然没有大工厂可以容纳多数贫困失业的群众，屠杀的周期律自然要随机表现了。加以对外贸易的鸦片输入逐年增加，现银流出日多，铜钱的价格低落，物价日趋腾贵，田赋的负担因银价腾贵而加重，农民的生活益困。并且在道光晚年，连岁皆有水旱的天灾；灾区之广，几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各省。这都是促起屠杀的周期律表现的因子。此为经济上的背景。

　　其次，为政治的背景。关于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在导论中已摘要说及，此处不必多说。不过导论中所说及仅在官吏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贪污以外，还别有一种作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描写“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的现象及原因则如下：

　　……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指郑祖琛）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也。

　　盖在道光朝，继续用两个庸相：一个为曹振镛，他尝向皇帝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这是造成臣僚缄口的第一个人。一个为穆彰阿，庸暗无能，尤过于曹氏。龙启瑞书中所指的时相就是他。这时候相继作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为务，若有谈整饬吏治的，便说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后，也没有什么振作。郑祖琛承周之后更放任无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灾为事。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清入主中国以后，明代遗民，播散在民间的“反清复明”的种子，虽经康、雍、乾三朝用摧残和驯柔的手段，尽力芟除，但终未能消灭。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会的林爽文，首起革命军于台湾，与清军相抗经一年之久。林爽文虽然失败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莲教的刘之协，拥小童王发生，假托朱明后裔谋起事。刘之协等虽然被捕失败（刘旋即脱逃），但是白莲的党徒已遍布长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随即到处暴发，成为嘉庆初年的白莲教乱。

　　经过几年骚动，白莲教虽然被戡定了，他们所用“反清复明”的口号思想，依然潜藏在群众的脑识中，一遇缘会，即行复现。自道光纪元（一八二一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此处彼处，时有不断的小乱事发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台湾粤民黄文润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会与瑶民滋事，遂有赵金龙之乱；十五年，山西赵城县教民曹顺滋事，知县杨延亮全家被杀。这些构乱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约称为“教党”，在南省的大约称为“会党”。教党以白莲教为首，其流有“白阳”、“八卦”、“红阳”等名目；会党以天地会为首，其流有“三合”、“三点”等名目。多依托旧的宗教仪范，以“反清复明”口号相结合。北京朝廷屡次谕令各省大吏“严拿会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严例。但是事实上，不惟旧的种子不能消灭，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国以后，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种子，又要依托它发芽了。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鸦片战争发生，又有几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一，腐败军队对于地方的扰害。当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驰往广东时，由河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各省调往广东的军队，共计在三万以上。这些军队，用以对外作战虽无用，而扰害经过及驻屯的地方则有余。王均《金壶浪墨》引《羊城日报》说，此种军队“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又说“楚兵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这是当时军队遗害地方的事实。其二，团练义勇队的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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