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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三、战事再起至《南京条约》

  璞鼎查由伦敦出发时,巴马斯敦授与他的训令,叫他对于广东方面,除保持香港作根据地外,不要在广东和中国大吏进行谈判,宜即向北方进展,将已交还之定海,再行占领,进据扬子江要地,或北达白河口时,方可开始谈判;谈判时要求赔偿,务须详细调查细目,获得满足的结果,对于将来英商安全的保障,商埠的扩张,香港的割让,务必达到目的而后罢手。故自璞鼎查到澳门后,广东方面反归无事。璞氏留兵舰数艘守香港,率领其余各舰,于阳历八月二十六日攻陷厦门,留兵据守鼓浪屿,再北进,九月五日达定海,定海自前次英兵退去后已增设防御工事,并驻重兵,但终无抵抗的力量,到十月一日卒为英军所占领;十日英军又陷镇海。十三日又陷宁波,钦差大臣裕谦投水死;于是浙东全被英军势力所宰制。

  道光帝闻厦门及浙东各地失陷,异常愤怒,任奕经为扬威将军,征调川陕各省军队,并许招集江淮沿海义勇兵数万人,谋规复已失各地。英政府也于九月下旬,就印度方面增发海陆援军。璞鼎查于攻陷浙东各地后,援军未到前,乘机休养兵力,自回香港,处理香港及广东方面商务关系。(广东自奕山与义律订立休战条约后,即开始通商,此后广东以北沿海各省虽在战争状态中,广东与英人通商,并未停止。奕山惟填河筑堡以防英军再攻,其实英军已不理广东了。)英国增发的援军到后,(计有军舰二十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武装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病院船九艘,以外尚有测量船、运送船多艘,陆军除炮兵外,步队达一万人以上。)再开始由宁波进军活动。

  奕经规复渐东的计划,完全失败。英军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攻陷乍浦,六月十六日攻陷吴淞,十九日陷上海,自此沿江西进,七月二一日便攻陷镇江。镇江是当日南北运道的要冲,被陷后,公私皆大受创痛。英军占领镇江后,进行还不曾停止;于镇江配置相当的守兵,便向南京进兵。八月十日,南京已在英军炮火威胁之下,和议的机会,至此始十分成熟。

  此时江浙方面的重要大员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伊里布(前任钦差大臣,因定海失陷夺职,旋复授七品顶戴,令赴浙效力)、浙江巡抚刘韵阿、两江总督牛鉴等。自规复浙东失败后,这一班人都失了抵抗的勇气,极力运动讲和;但是他们求和的苦衷,一方面不易得英军的信任谅解,一方面不易得皇帝的许可。他们向英军求和的信使,由乍浦尾随至吴淞上海,英军并力西进,全然不为所动。

  他们向皇帝上奏请和,尤难措词,因为皇帝在盛怒之下,极难表示和意;牛鉴于吴淞、上海失守后,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仍许朝贡事,准予英人通商,皇帝批答他说:“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倘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牛鉴岂不自知以征缅相比,为拟甚不伦,因恐触犯皇帝的盛怒,故有此拟甚不伦的请求;但皇帝还是不肯表示和意。及到镇江失守后,皇帝才知道他自己的兵威是靠不住的了,对于牛鉴、伊里布、耆英等各人的奏请才有允许的表示。

  (但是那种允许和议的表示,还带有假装硬汉的声口,如说“万一仍不受抚,不得不大张挞伐,奋力攻剿”;又如说“如果就我范围,即可筹定大局……如情词恭顺,再遣职分较大之员,速行定议;倘竟桀骜不驯,难以理喻,现在兵力已集,地险可守,全在该大臣等激励将士,或竟出奇致胜,懋建殊勋,该大臣之功甚伟也”。)

  耆英等得到允许讲和的表示,再三向英人乞求,璞鼎查起初以他们没有讲和的全权,拒绝他们的请求;后经提出全权的证据(八月十四日),璞鼎查开出讲和最低限度的条件,限立即承认,否则即行炮击南京;耆英等无法,只得将各项条件全部承认。八月二十六日,议定条文,二十九日由耆英、牛鉴、伊里布往英国军舰“孔回利斯号”(Cornwallis)与璞鼎查签字。条约全文共十三条,其主要之点如下:

  (一)中国政府纳赔偿银二千一百万元与英国政府——内军费赔偿一千二百万元,公行积欠债务三百万元(公行专利制度从此永远废止),鸦片偿还六百万元——分年交清。英军于第一年收到六百万元时,即退去扬子江各要隘驻军;舟山、鼓浪屿二处,须俟偿金全纳,通商五口岸开放后,方行退去。

  (二)中国政府以香港全岛,永远割让于英国。

  (三)中国政府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为通商口岸,许英国设立商馆,英商及其家族得自由居住往来。

  (四)英商货物进出口税,应秉公议定则例;英商货物照例纳进口税后,准由中国商人贩运内地各处,不得再加税课。

  (五)以后两国往来文书,用平等款式。

  此次的条约真是所谓“城下之盟”;事先并未订有什么休战条约,英军开出条款时,只许有翻译文字及条文细目的商酌,不许有内容的修改变更;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嚆矢”。后来英国人批评说:在欧洲的外交家,对于一种条约的字句命意,迟回审慎,不知如何的敏锐警惕;但当时的《南京条约》,定议于俄顷之间,不曾费中国当局片刻的注意审慎,因为他们全被那种惶恐不安的心理所宰制;他们的视线所集注的唯一重要点,就是如何使英军立即退去,这是很实在的情形。因为他们以免去英军的炮击及其退去为唯一的目的,故对中国所视为战争原因的鸦片问题,订约时除赔偿被销毁的鸦片价值外,关于以后贩卖应该禁止与否竟不涉及;而英国方面向来所不满足的皆一一满足,并且超过满足点以外,如香港的取得及关税协定权便是。

  割地偿金是战败国所应该忍受的,故香港的丧失,犹有可说,关税自主权被束缚的一点,实为中国的致命伤;但当时政府中一般的当局者,无一人梦想及此。他们所最伤心的,除割地偿金外,就是以后两国交际来往公文,须用平等款式的一点;以堂堂的天朝,须与夷人用平等款式,真是“冠履倒置”、“天翻地覆”了;但一时敌不住夷人的炮火,只好暂时忍受,再等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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