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_李剑农

四

　　四、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

　　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一、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二、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

　　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

　　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官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在白莲教乱当中，清朝的政治，还暴露一个大弱点，就是军备已经失了作用。清朝的所谓经制兵即常备军，原有八旗兵与绿营两种；到嘉庆时代，这两种常备军都已腐败不能作用。当嘉庆民乱，有记述当时情形者，谓：“交战时以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旗兵在最后，贼军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则与贼兵不相值。乡勇伤亡，则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则冒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惟尾追而不迎击，甚至地方村民备粮请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以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渔五十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尝于深菁荒麓间，供一品值五两之珍馐，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营中，得贿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军纪这样腐败，所以白莲教乱，延到八九年。

　　白莲教乱的平定，并不是这种常备军打平的，乱事蔓延到无可如何的时候，采用两种政策：一、坚壁清野；二、团练乡勇。

　　坚壁清野的政策由德楞泰建议，就是令地方市镇坚筑堡垒，不给贼以掠夺机会，待其自灭；此法初行于湖北随州，颇有效力，后乃命川、陕、豫各省仿行。团练乡勇的政策由合州知事龚景瀚建议，他因为八旗官兵不可恃，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故主张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既可替国家节省军费，又可灭免地方的扰害。当时有反对此说的（陕督长麟），说团练乡勇以保乡里虽未尝不可，但恐民间有兵，难免将来的纷扰危险；但终不能不采团练的政策。四川一省的乡勇，至有三十万人；到了乱事平定之后，又把乡勇的兵器收回。政府的常备军既不足以平内乱，自然更没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后来一与西方武力接触，便无不失败。这是百年前中国内部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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