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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安国之谋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

  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故,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

  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危,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反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娇敬结为私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溪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高帝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政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匈奴者,轻疾悍前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臣故曰勿击为便。”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缪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策溃疽,必不留行矣。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遁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故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险鞍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必全取。臣以为击之便。”

  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闻。”

  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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