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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2)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惊。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房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先生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夫人。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但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民国以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他们总说中国只有村庄,不见花草,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花草,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习俗,很觉奇怪。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这回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黎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

  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口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记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虽然是个好汉奸,但毕竟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作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查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先生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

  “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请你补充!”

  我说:“你不好,打到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他们于溃败之余,无由泄恨,竟迁怒于我父母的坟墓,真是心劳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听说他们当时本要把坟完全掘发的,幸亏本地思罗医院几位美籍朋友,看见他们的举动过于荒谬,激于义愤,一直跑到墓地对挖坟的人力争,末后说:“你们若定要扒这个坟,你们就先把我们打死!”经几位朋友这样的极力阻止,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罢手。

  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我想到这故事,以为自己连年对军阀作殊死战,此时父母之坟被人掘坏,亦正是应当的事。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地天下为公,真正地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养息;只因蒋先生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民国十四年一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就走上轨道,循着三民主义的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蒋先生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做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唯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接着便开汤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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