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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豫东大战(4)


  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遣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做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予同情。两国交战,俘虏且须优待,方算文明,更何况我们是内战?这意思曾向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先生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先生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

  我自十六年夏间出兵潼关,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这其间我们是以全力向前进展,未暇顾及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陕、甘、豫境内的军阀残余,最使我们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据同州,党拐子据凤翔,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张兆甲部散居甘陕边境。他们骚扰地方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听,种种情形,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后方的隐患,是绝不能漠视的。因趁此前方军事静止的时候,命宋哲元、刘汝明等率部分别一一剿除。这些妖魔小丑,力量虽甚有限,可是因为在地方盘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时颇费了一些气力。其中麻老九为刘汝明所解决,党拐子、田玉洁及张兆甲的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等,则被宋哲元、张维玺先后消灭。

  吴新田驻汉中甚久,因闻其搜刮地方,骄奢淫佚,置正事于不顾,以致所部败坏不堪。(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八九岁,为人精明干练,实心实意地要往好处走,后来陆大毕业,受很完全的教育只因环境毁人,经不起官僚腐化空气的熏染,弄到这步田地真是可叹)。我想把他部调来郑州加以整顿,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沦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们军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电数次,他满口答允。可是开到老河口,其部属即全体哗变。后来费尽精力终也没有收拾得起来。吴新田为陆大毕业学生,学识能力都有可观,然受社会恶劣熏陶,竟致如此下场。我真为他可惜!

  河南还有一种叫做“妙道会”的民间组织,原是一种宗教团体,为领袖者以刀不入、子弹不过等等邪说,以为号召。愚民无知,受其迷惑,纷纷加入,颇能激动一时。到后来人数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时军阀们又加以收买,他们公开劫火车、捣乱地方。乃令张自忠负责解决之,经捕获党羽很多,据他们招供是与吴佩孚有关。

  关于政治和吏治,在我们觉得比军事难办得多。第一,因为革命正在进行,军事阶段,尚未结束,而军阀连年蹂躏搜刮,地方糜烂,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一直不能使之苏息。在这样的时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处处觉得矛盾与棘手。第二,我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我们的团体,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团体,关于人才的罗致与训练,亦向来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之下,要使政治与吏治都能纳入轨道,实在万分地困难。

  甘肃主席,仍由刘郁芬充任。陕西是宋哲元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为薛子良,继由鹿钟麟任之。后来战事紧张,鹿率所部忙于作战,无暇兼顾,乃又调邓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调整。为补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请王儒堂先生为陇海铁路督办,兼郑州市市长。凌济冬先生为河南大学校长(后来与党部闹意见,学生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经多方劝导,又复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请江恒源和陶行知①等几位先生前来帮同筹划一切。经详审当前实况,并参照民十一我督豫时的施政大纲,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纲。举凡一切设施,悉按照此大纲进行。江问渔先生后即留省政府为教育厅长。省政府还罗致了几位地方人望,张鸿烈为建设厅长,张钫为民政厅长。张钫原为吴佩孚旧人,民三时曾为汉中镇守使。我那时用人的方针,是只重人才,不问派系,故张之出处虽有不合,但亦举而用之。可是用人与办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河南人民对于张钫并无良好之批评,江问渔先生亦以事辞职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华。

  【①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改名知行,后名行知。家境清寒,经教会协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去美国留学。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1920年辞去大学职务,提倡教育改造,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改名晓庄师范。翌年,学校被反动派封闭,逃亡日本。1931年回国。1935年参加起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七·七事变后,呼吁抗战,提出抗战教育方案,并自筹经费办著名的育才学校。抗战后期,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斗争。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

  治豫大纲中所规定的重要事项,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赌戒烟,提倡国货以及崇尚节俭等项。关于剿匪,由赵守钰、韩多峰两位负责办理民团,赵老成持重诚笃勤劳,多少年来始终如一,身体精神尤其壮健。韩则热诚爱国,不辞劳苦,在河南办理民团极有声誉。禁赌戒烟等项,办理亦有成效。提倡节俭一项,军政人员又能以身作则。那时公务人员真正做到勤劳节俭四个字的教条,不但腐化官僚习气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尽量地平民化,除非万不得已,不得购用一文钱的洋货,衣服都是布制,吃饭都是一菜一汤,上下一律。

  建设方面,因在军事时期,地方上过于穷困,所以还谈不上,只因许多民房破烂过甚,简直不能居住,故在开封、郑州建筑平民住宅,使一般贫民得免风雨浸凌之苦,车站附近所建尤多,这也是因为地点适当的缘故。又特别注意一点,即令军政各机关执法人员,严禁刑讯。因为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么,人家只好招供什么,任何人处其境地,亦无法自持,尤其像火筷等等酷刑,简直丧尽天良,灭绝人道,开明的社会,必不许有。故查知有用刑讯者,即严惩不贷。后来开封、郑州二地为此事作一大运动,颇为收效。此外还有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必细述。最重要的还是吏治的问题。

  人选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县长是亲民之官,一切政治设施都得通过县政府,方能达于人民。从前我左右的县政人员都是邓鉴三、薛子良一类人,他们人品方正、办事老练,故能胜任尽职、少有弊病。此时所分发的各县县长,却不能如此整齐。他们认真不苟与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信得过的。但一个县长,只能认真办事,只是清正不苟,还是不够,他们更须具有相当的学识与足够的经验才行。而此时的县长,就多缺乏这些重要条件。现在举几件事实说一说,以见当时情形的一斑。

  鹿钟麟代理河南主席时,分发了一批县长。有一天我问他,他们在地方办事,成绩如何?鹿就将所知情形,一一详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如贾德润于民十一年曾为淮阳县长,处处实做,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亲率县队,光着膊子与土匪抗拒,终将土匪击退。此时仍令他为淮阳县长,兼行政专员及民团司令。办事极是努力,可是存心虽好,却以经验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比如对地方土豪劣绅严加约束,不给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赌。有一次在淮阳一个庙会上拘捕赌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后来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将他打死。又有李团沙,曾为本军团营长,为人极是洁身自爱,处处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为县长,八个月后,他回开封述职,问他地方政情,他说:“我这一县的人民素来以好讼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后,一件官司也没有了。”

  “你怎么办到这样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两个兄弟为家务纠纷来打官司。两个人在公堂上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使人无从判断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是亲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讼,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办你们这好讼和不孝的罪!于是各打一顿军棍,使之背脸跪在县府门前。同时对围看热闹的人讲了一番话,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风习,若有人来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军棍!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无一件讼案。”

  陕西凤翔县县长刘砚金,也有和这位为民“息讼”的李团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内,最注意卫生清洁的推行。每天早晨起来,就赤着脚,裤筒卷到膝弯上,手里拿一根棍子,亲自到街上去查清洁。谁家门前有污秽垃圾,他就抓出家长来,用手里棍子大打一顿。他每天要走遍满城的街道,满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险。他问案的时候也是光臂赤脚,把脱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踞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窦尔登的派头。诉讼者三句话没说得好,他就给他一顿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而不敢言。

  李、刘两个县长是办事鲁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县更有一个县长,因为办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顿打。那时陕、甘、豫各地都厉行放足运动,各县设有放足会,劝导妇女分期放足。第一期为准备期,第二期为实行期,第三期为检查期,每期三个月。这也是治豫大纲上面所规定的办法。这位新安县长到任的时候,正值检查期。他亲自出外检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个缠足的新娘子,还没有遵令解放。县长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缠布。这事引起观众的反感,人人愤慨难制,于是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时邓哲熙为代理主席,当即把他撤职。那时我在新乡指挥战事,这位县长即跑来见我,以为我是极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办事,如今受了撤职处分,未免觉得冤屈。我告诉他说:“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办法,不但应该撤职,而且应该监禁!”从

  前邓鉴三先生为湖南临醴县长,也有挨家挨户劝人放足的事,但他却办得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与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劝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请出来,和他们详详细细地痛说缠足的害处,慢慢说得父母们都心动了,而后再令自动实行;第三,他在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好言劝说,决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妇女交涉—他以一个年老的人,劝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放足,也决不致于引起人们的侧目。我把邓先生的例子详细告诉了这位县长,为他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反复详论,使他明白自己办法的不当,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这原也难怪他们本人。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终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讯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

  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要活动身体,劈刀不行吗?舞剑不行吗?摔跤打拳不行吗?中国的十八般武艺,没一件不足以使我们出一身大汗,活动全身血脉筋骨。你说那些玩意儿太陈旧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径运动,也是从希腊罗马时代传下来的。我们既不能好好继承古昔遗产,而发杨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发明些新鲜活泼的玩意,一味地只是盲从西洋,忘记了自己是个破破烂烂的农业社会的农业国家,想起来这真是我们的大耻辱。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暧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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