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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3)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

  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已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马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在车子外边上坐着。

  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从前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宁夏宋为西夏国,汉、回、蒙、旗杂居,以回教势力为大。我以为回回只是一种宗教的派别,不当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哪一教,可不能就成为那一族。中国人信奉回教,不当称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稣教,不当称为佛族、耶稣族一样。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个回族的名词,时间一久,积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认了。如此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真是无谓得很。其实在回教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所谓“回族”的人民还不一样是中国人吗?这回我把这个道理和马鸿宾详谈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认之意。

  回教礼拜寺在这里极多。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而后才做礼拜,礼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两不相混。沐,洗头;浴,洗身。查辞典中,沐浴二字的注释,亦是如此。另外还有两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们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难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办法来,实在显得太不卫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礼拜寺中沐浴了几次,设备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悬,桶底钻有许多小孔,用时拧动关头,贮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将下来,喷满人身。现在欧美各国有淋浴之法,和这个同一原理。我觉得这比普通澡堂里,许多人同时挤在一个热水池中洗澡,清洁卫生得多了。我对回教朋友,极力赞美其沐浴的习惯和方法,他们都很高兴。除爱清洁一点外,回教同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第二,风俗勤劳淡朴,人人皆有职业,无游手好闲的人。宁夏遍地种烟,回教吸烟者万人中难有一人,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佩服。

  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众贫我富的现象,不免使人觉得碍眼。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愤而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无穷,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先生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唯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平回乱一些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作烧柴,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平凉便豁然在目。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镇守使,竟如此阔绰。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一会儿一位外国牧师抱着头满脸流血,惊慌失色地跑了来,口里叫道:

  “了不得!一定发生了战事啦!”

  因为这天是圣诞节,他们正在做礼拜,忽然大响一声,一根木梁由屋顶打入礼拜堂里,把堂中打个乱七八糟,东西打坏不算,还有多人受伤。他们以为是我到了,战事又发动了。接着有许多父老,亦哭泣而来。其中有一商会会长,也是吓得口紫面乌,对我唉声叹气,问是不是发生了战事。我着实向他们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容易如此大意。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人民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有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为革命阻力。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消灭的印象。

  在平凉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类,藉以遣散积闷。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以致弄得满身虱子,甚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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