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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督豫(3)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今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定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我父亲的棺材由坟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置办的好棺木,故还没腐烂;母亲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时看了还好,但一见空气,就朽坏得不堪抬动了。事先我已预备好两口套棺,这时便把旧棺套放进去,一如重新装殓一次。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节,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眼里。对上把长官看做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做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间者,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也许人们会以为他是说笑话,后来“九·一八”事起,他真有这样一封信发到日本,可以证明他那时决不是说着玩的。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

  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接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民国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颁布下来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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