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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饥困线上(2)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旋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

  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

  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作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是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位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

  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都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的,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团糟,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搬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甚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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