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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 一(3)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就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出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作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手;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方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皱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找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叽叽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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