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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蜀道难 一(3)


  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

  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入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

  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国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自己挤上。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之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郁,曾到武候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变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

  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地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

  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

  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菴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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