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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3)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唯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儿,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逸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这就无怪了。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每天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地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辟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地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曝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进爵。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静。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竟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入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中的信仰。

  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民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叫《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的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绝,对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件,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甲午年我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

  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发泄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地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恸欲绝?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地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向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地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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