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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次秋操(1)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彭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凌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

  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的下降,无法行走。

  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牌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相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着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

  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削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运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人痛得流泪。当连长的在这时地位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

  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间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了席。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

  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磁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初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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