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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2)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起身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可是听说她这次从河南至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见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叉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地想着。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身体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坐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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