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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二八”上海大战


  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本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

  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

  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

  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

  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

  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

  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

  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

  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

  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

  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

  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

  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

  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

  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

  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

  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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