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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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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发祁阳里，渡浯溪。浯溪者，近山石磵也。喷薄有声，流出江中，上有浯溪桥，临江石崖数壁，才高寻丈，《中兴颂》在最大一壁碑之上，余石无几，所谓“石崖天齐”者，说者谓或是天然整齐之义。碑傍岩石，皆唐以来名士题名，无间隙。外有小丘曰“峿台”、小亭曰“唐亭”与溪而三是为“三吾”，皆元子之撰也。别有一台，祠次山与颜鲁公。桥上僧舍即漫郎宅，黄鲁直书其榜曰“浯溪禅寺”。又，书“法堂”，字皆﨑侧，不用工。又有陶定书“中宫寺榜”。寺既不葺，诸榜皆委弃壁下。窃计，次山卜隐时，偶见江濵有此丛石，流泉带之，遂定居，景物不出数亩，湘流至崖下尤沈碧，助成胜致焉。打碑卖者，一民家自言为次山后，擅其利。过浯溪，皆荒山，冈阪复重。宿东青驿。始余读《中兴颂》，又闻诸搢绅先生之论，以为元子之文，有春秋法，谓如“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书法甚严，又如古者。“盛德大业，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则不及盛德，又如“二圣重欢”之语，皆微词见意。夫元子之文，固不为无微意矣。而后来，各人贪作议论，复从旁发明呈露之。鲁直诗至谓“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又云“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臣忠痛至骨，后世但赏琼琚词”。鲁直既倡此论，继作者靡然从之，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至张安国极矣，曰“楼前下马作奇祟，中兴之功不当罪”，岂有臣子方颂中兴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于体安乎？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别无他意，非若风雅之有变也。商周，鲁三诗可以概见。今元子乃以笔削之法寓之，声诗婉词，含讥盖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诸公噪其傍又如此，则中兴之碑，乃一罪案，何颂之有？观鲁直“二三策”与“痛至骨”之语，则诚谓元子有讥焉。余以为非是。善恶自有史册，歌颂之体，不当含讥。譬如上寿父母之前，捧觞善颂而已。若父母有阙遗，非奉觞时可及。磨崖颂大业，岂非奉觞时邪？元子既不能无误而诸人又从傍诋诃之不恕。何异执兵以诟人之父母于其子孙为寿之时者乎？乌得为事体之正？余不佞，题五十六字于溪上，殆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纲与。夫颂诗，形容之本旨，亦不暇为元子及诸词人地也。诗既出，零陵人大以为妄，谓余不合点破渠乡曲古迹。有闽人施一灵者，通判州事，助之噪，独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则并指南卿，以为党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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