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48)_陈寅恪

一四八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诸先生谋于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辛巳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一百一十·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巳”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三百零八《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

　　《有学集·四七·题徐季白卷后》略云：

　　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馔，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

　　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

　　又卧子《安雅堂稿·一八·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

　　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

　　等可为例证。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袅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三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

　　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袅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郎”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三十通云：

　　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

　　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但检《初学集·四六·游黄山记序》略云：

　　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

　　及《有学集·一八·耦耕堂诗序》略云：

　　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巳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

　　《黄山记序》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巳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巳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巳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冲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下注“起辛巳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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