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8)_陈寅恪

一八

　　寅恪案：邹氏《序》中“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九》董以宁《蓉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之言，则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八》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一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

　　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吏。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

　　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此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皆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

　　【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李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阴》《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源》第一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一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一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昆陵名人疑年录·一》。】

　　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与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耶？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载：

　　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书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

　　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

　　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二，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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