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71)_陈寅恪

一七一

　　陈忠裕全集年谱中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弘光帝监国南都，予补原官（兵科给事中），随奉命巡视京营。予以国家倾覆之后，义不敢申前请（辞兵科给事中），而又决江左事尚可为，决计赴召。……予遂以六月望后入都，而是时贵阳（指马士英）入辅，详符（指史可法）出镇，国事稍变矣。贵阳一至，即荐怀宁（指阮大铖）当大用，众情大哗，攻者四起。贵阳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倘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当困厄时，与怀宁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浸润其言，且曰：苟富贵，无相忘。及贵阳柄用，而怀宁挟其权智以御之，且责前盟。见攻之者多，则曰：彼党人者，不杀我两人不止。又造作蜚语，以为主上之立非诸君子意，故力攻拥戴定策之人，以孤人主之势。盖怀宁挟贵阳以为援，而贵阳挟主上以自解。予因正告贵阳曰：怀宁之奸，海内莫不闻，而公之功亦天下所共推也。公于人无豪发之隙，奈何代人犯天下之怒乎？且公之冒不韪而保任者，以生平之言不可负也。公以素交而荐之，众以公义而持之，使公既信友又不害法，则众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为？今国家有累卵之危，束手坐视，而争此一人，异日责有所归矣。贵阳曰：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予曰：公既不能负怀宁而独用之，则怀宁又何辞以拒同科之数百人而独登膴仕乎？一小人用，众小人进，必然之势。一逾短垣，虽公亦无如之何矣。且公为宰辅，苟能真心以求天下之才，何患无人？如怀宁者，何足数哉！……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而祖父俱在浅土，甚惧。请急归营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过五十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之言。时人见嫉如仇，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

　　同书同卷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时群小逾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

　　陈卧子先生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略云：

　　已补者如钱谦益黄道周徐汧吴伟业杨廷麟等，皆一时人望，宜速令赴阙。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见累门阀，既以不阿乡衮浮沉至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当量才录用也。（寅恪案：林时对荷闸丛谈叁“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云：“江南有老亡八小亡八之谣，老谓谦益嬖柳影，小则陈于鼎溺韵珠云。”尔庵之书语多偏激，未可尽信，但所记江南之谣或是实录。噫！卧子为人中之龙，此时荐举二龟，岂神州陆沉之先兆乎？由今思之，可叹亦可笑也。）

　　此文后附批语略云：

　　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时征用，说得是。钱谦益等速催来京到任。

　　同书下“请假葬亲疏”批语云：

　　崇祯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陈子龙准给假三个月，即来供职，不得迟延。该部知道。

　　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十八日）“南京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条云：

　　子龙寻省葬。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十三日）条云：

　　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终养。

　　同书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六月壬戌（初六日）条云：

　　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寅恪案：卧子以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南都，八月十八日准假还里葬亲，其在南都之时间不过五十日。牧斋是否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廿五日以前曾一度独至南都预谋立君之事，今难确考，但牧斋于是年六月初六日已补授礼部尚书，至七月廿五日尚未至都就职，姗姗来迟，颇觉可怪。据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姜曰广陈必谦等”条略云：“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姜曰广陈必谦等。初陈必谦北转，邑人钱谦益求复官未遂。今入京首诋之，结欢马士英，同诸勋贵，专言定策，意逐高弘图姜曰广代之，而谦益先入金陵，亦谋迎潞王，又心昧之矣。”夏彝仲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此条上已引。）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异议”条云：“钱谦益侍郞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乃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江关，诸臣指异之。监国初，复官。八月入朝，阴附贵阳（指马士英），日同朱抚宁（国弼）刘诚意（孔昭）赵忻城（之龙）张冢宰捷阮司马大铖联疏讦异议者。胶东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谦益恐忤贵阳，却之，且不祖送。”可为牧斋在福王即位以前已先入南京之一旁证。然则牧斋先至南京预谋拥立潞王之后始还常熟坐待机会耶？

　　茲姑不深究其迟滞不前之故，惟有一事可以决言者，即河东君之至南都当与牧斋同行赴任，计其抵都之日至早亦必在七月下旬之末，距卧子准假还家之时仅十余日。陈钱交谊素笃，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会吴中奸民张汉儒讦奏钱牧斋瞿稼轩以媚政府，有旨逮治。予与钱瞿素称知己，钱瞿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急，予颇为奔奏。”（寅恪案：蓼斋集肆贰有“上牧斋年伯于狱中”五古一首，然则不独卧子，即舒章亦与牧斋交谊甚笃也。）及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稿“东皋草堂歌”序云：“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然则钱陈两人之旧日关系既如卧子所自述，牧斋之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任复经卧子之催促，故钱陈此次两人同在金陵，虽为时甚短，揆以常情，必无不相见之理。

　　倘卧子造访牧斋，或牧斋招宴卧子，不知河东君是否采取如对待李存我之方式以对待卧子？抑或如元微之莺莺传所载，莺莺适人后，张生求与相见，终不为出，赋诗谢绝？今日俱无从得悉。若河东君采取莺莺对待张生之方式以对待卧子者，则双文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眼前人”，即卧子崇祯十四年辛巳所纳之沈氏。但不知此宜男之良家女（见卧子年谱后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能及崇祯六年癸酉秋间白龙潭舟中、八年乙亥春间生生庵南楼中旧时“眼前人”百分之几耶？噫！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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