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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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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抚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颇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壬午，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变，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岁一变者，‘五载一巡守’，‘考制度于诸侯’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世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马光言汉守萧何之法则治，变之则乱，臣窃以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核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邪？《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非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因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及看详中书条例，故发此论也。臣顾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上召光前，谓曰：“卿闻吕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正月始和，置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四孟月朔属民而读邦法也，岂得为时变邪？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故五载一巡守，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法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尝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未审得进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司马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为利甚少、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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