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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

  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

  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

  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

  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

  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

  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

  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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